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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领导人传:蒋光鼐

来源: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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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光鼐(1888—1967),原名煚,后改为光鼐,字憬然,1946年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7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投身辛亥革命

        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虎门南栅乡桐园坊(今属三蒋村)。祖父蒋理祥,清咸丰三年癸丑科进士。同治三年授翰林院编修。父亲蒋子敏,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入京为景山官学教习。母亲郑夫人亦广东东莞人,出身世家,知书达理。

        蒋光鼐随母留在家乡,并跟随教私塾的大哥读书识字。1903年11月18日,郑夫人因病去世,临终前以时局日颓,嘱咐蒋光鼐“弃文从武”,这对蒋光鼐一生有着极大的影响。蒋子敏怀才不遇,在京因病去世,仅比妻子晚10天,时年48岁。

        父母相继去世后,家道日衰,年方15岁的蒋光鼐开始自己寻求出路。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为东莞师范学堂录取,成为供给食宿的师范生。1906年,位于黄埔的广州陆军小学第二期招生,他与同窗好友张廷辅、袁煦圻等一起报名应试,被录取。经同学陈铭枢介绍,蒋光鼐在入学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蒋光鼐自陆军小学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动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第四陆军中学的同盟会会员们立即筹备起事。因校方藏匿武器,学生们认为赤手空拳难于成功,遂决定到武昌参加起义队伍。蒋光鼐、李章达、袁煦圻、张廷辅及江苏陆军小学的陈果夫等在第一批,由陈铭枢带队,于10月下旬到武昌都督府报到。他们被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第二天即参加了汉口龙王庙的登陆作战,失利后撤回武昌。

        11月16日,黄兴亲自指挥发起对汉口的总攻,蒋光鼐作为总司令部的督战队员,随第三路义军从汉阳向汉口进攻,但因一、二路义军未予配合,战斗失利。蒋光鼐退到汉水岸边时,浮桥已被挤断,不少士兵坠落水中,他幸运地搭上最后一条接运小船,返回汉阳。

        进攻受挫后,有些学生萌生退意,不辞而别,蒋光鼐则留下来坚持战斗。先在汉阳阻击清军,汉阳失守后转移到武昌,继续与清军对峙。

        南北和议签订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成立,随即开始遣散军队。蒋光鼐恰好收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入学通知书,得以继续学习。在报到前,他回到家乡,与同县大宁乡的谭妙南结婚。婚后不久,他就进入保定军校骑兵科学习。

        1913年6月,江西李烈钧准备讨袁的消息秘密传到保定军校,蒋光鼐与同学张廷辅、季方等30多人毅然离开学校,奔赴江西。李烈钧就任讨袁军总司令,通电全国,讨伐袁世凯,正式掀开“二次革命”的序幕。李烈钧委派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蒋光鼐为右翼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讨袁军因寡不敌众,被袁军击溃,蒋光鼐与同学张廷辅随一群溃兵沿小路退入福建,历尽艰辛到达福州,又乘船到上海。1913年底,他与张廷辅通过关系,在一艘开往长崎的货轮上充当锅炉工,平安抵达日本。

        当时,黄兴、李烈钧等在东京郊外的大森创办一所军事学校,收容流亡海外的革命同志,加以培训,作为回国与袁世凯抗争的基本力量。为掩人耳目,称为“浩然庐”,由殷汝骊主持。蒋光鼐与张廷辅从长崎到东京后就进入“浩然庐”学习,与他们同时学习的还有陈铭枢、胡景翼、吕超等近百人。

        1915年初,国内搜捕革命党人的风声已较为缓和,蒋光鼐在春节前回到久违的故乡,看望新婚不久即离别的妻子与尚未谋面的儿子。这时家徒四壁,三位兄长相继故世,姐妹也已出嫁,家中只有还未成亲的弟弟,妻儿全靠岳父家的接济,勉强度日。但他迫于形势,仅停留了20来天,就又怀着对亲人的歉疚匆匆离去。

        蒋光鼐与张廷辅、李章达三人离开家乡到香港,在九龙塘边租住一间木屋,靠种植与贩卖花卉来维持生活。后经袁煦圻协助,他们出版一份宣传革命、声讨袁世凯的《平民日报》,当时颇受民众欢迎。

        早历戎马

        1916年春,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北伐。李烈钧则统率护国滇军第二方面军挥师广东驱逐龙济光。蒋光鼐等4人绕道越南,进入广西参加护国军。他被派到老上司方声涛手下,担任第二梯团少校参谋。在向广东进军途中,传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的消息,护国军士气大振,顺利进抵广州。但到达广州后,蒋光鼐发现龙济光虽已被赶走,但广东的实权却落在广西军阀陆荣廷手中。在颇感心灰的情况下,蒋光鼐与好友李章达、张廷辅、袁煦圻一起住进六榕寺大梅堂,拜师学佛。不久,陈铭枢也来与他们一同学佛。

        在六榕寺期间,他们跟随主持铁禅法师学习佛教经典,并起了法号,如李章达号“南溟”,陈铭枢号“真如”,蒋光鼐则为“憬然”,因“憬”与其原名“煚”古音相同,且隐喻了对人生的感悟,故后来他一直以“憬然”为字。

        1917年9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以方声涛为大元帅府卫戍司令。蒋光鼐离开寺院,出任警卫营第一连少校连长,后改任参谋。孙中山组建援闽粤军时,以陈炯明为司令,蒋光鼐任少校参谋。1919年6月,他随朱执信到香港设立讨桂办事处,配合援闽粤军回粤的军事行动。

        1920年夏,蒋光鼐受朱执信派遣,与统率四营肇军驻守阳江的陈铭枢联络,将部队开赴虎门。但不幸的是,朱执信却在调解虎门驻军与民团的纠纷中遇害。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组建总统府警卫团,蒋光鼐调任警卫团少校副官。1922年6月,他升任警卫第二团中校团附。6月16日陈炯明炮击总统府时,蒋光鼐率队参加保卫总统府的战斗。后他又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等地去招抚被打散的官兵。

        返回广东后,蒋光鼐调任第2旅第4团第3营营长。但在未到任之时,却听到该营连长蔡廷锴弃职而去的消息。原来蔡廷锴是该营资历最老的连长,又战功卓着,故在营长升迁后,全营官兵都认为他会升任营长,已经纷纷祝贺,当得知从外面调蒋光鼐为营长时,蔡大出意外,一气之下遂弃职而去。不过,蒋光鼐上任后,很快就以自己的能力与处事公正、待人宽厚的态度得到部属的拥戴。

        1923年8月,蒋光鼐升任第1师补充团团长。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粤军,他调任建国粤军第1师第1旅第2团团长,曾经出走的蔡廷锴被任命为第2团第1营营长,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数10年的合作经历。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盘踞广东北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乘机起兵,广东军政府发动第一次东征。蒋光鼐率领第2团充当全军前卫,屡败敌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广东革命政权失去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受命担任东征左翼军和中路军总指挥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不仅按兵不动,而且与叛军相互勾结,率部发动叛乱。6月,蒋光鼐奉命率部与其他东征军星夜赶回广州,平定叛乱。

        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编组国民革命军。原建国粤军第1师扩编为第4军,由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为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任副师长兼第28团团长。

        8月20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廖仲恺遇刺身亡。在追查凶手过程中,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涉嫌而被派赴苏俄“养病”,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被逼出走,军政大权落入蒋介石手中。已经退到闽、粤边境的陈炯明残部,乘机重占东江,并向广州进犯。陈炯明的同党邓本殷也纠集其余反革命势力,由雷州半岛向西江进攻,企图与陈夹击广州。国民政府于10月发起第二次东征,同时派军进行南讨。蒋光鼐率领28团作为南讨军的先锋,与12师一道前进。当得知12师与敌方勾结时,蒋光鼐临危不惧,率部扼守通往江门的咽喉要地单水口,抗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三昼夜。最后在友军的协助下,一举将敌军击溃。他又率部作为全军前卫,继续追击,终于全部肃清南路残敌,为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残敌肃清后,蒋光鼐率部在北海、钦州一带驻防休整,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刘慕雨,不久两人结为夫妻(蒋的元配夫人谭妙南因患肺结核,已经过世)。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担任前锋。这时蒋光鼐已因师里事务繁忙,不再兼任28团团长,由蔡廷锴升任团长。

        在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进展顺利,蒋光鼐率部参加进攻平江、岳州的战役。在围攻武昌时,第10师28团利用敌军投诚机会,率先破城。蒋光鼐曾将此次战役的经验与教训加以总结,写成《武昌围城之役经过概要》。

        在武汉稍事休整,蒋光鼐受命与张发奎率军支援江西南浔,在马回岭、德安一线大败孙传芳军主力,稳定了战局。同年11月,第4军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升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兼第10师师长,戴戟为24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

        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与蒋介石的矛盾加剧。陈铭枢不愿与其他兄弟部队同室操戈,于1927年3月从武汉辞职出走,投向南昌的蒋介石。蒋光鼐、戴戟亦相继离去,蒋光鼐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师师长。武汉政府任命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任第11军军长,张发奎委任蔡廷锴为第10师师长,叶挺为第24师师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行动,随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对峙的局面。同年7月,11军奉武汉国民政府命令,自武汉东下,讨伐蒋介石,叶挺率第24师为前锋。蔡廷锴师归叶挺指挥,到达南昌后,参加由中共领导的“八一起义”。但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蔡廷锴率部行军到进贤就脱离起义队伍,并将师里的共产党员全部遣散,派兵护送他们安全离开。蔡廷锴率部到达铅山县河口镇,静观变化。

        9月,蒋光鼐自沪携带现金10万元抵达河口,解决部队最急需的伙食费用,并决定服从宁汉合流之后的南京中央政府。恢复第11军建制,蒋光鼐仍任副军长,由第10师分编出第24师。蒋、蔡率部队进入福建,到达福州后,应当地民众代表的要求,将祸害百姓的新编第1军谭曙卿部缴械,所获枪械充实第24师。福州局势稳定后,蒋、蔡去电欢迎在日本的陈铭枢回军复职,陈接电即回国复职。陈铭枢与时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的李济深联系后,决定返回广东休整。

        当时张发奎等已先率第4军进入广东,对11军入粤持有戒心,所以11军部队先开至闽、粤边境地区待命。11月,张发奎等发动“广州事变”,驱逐李济深、黄绍竑在广东的势力,11军在陈济棠及桂系黄绍竑部的配合下,击退第4军。

        1929年1月,国军编遣委员会决定全国军队一律缩编,第11军缩编为广东编遣区第3师和第2独立旅,蒋光鼐任第3师师长,蔡廷锴为第2独立旅旅长。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后,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部击退桂军的进攻,保住广州。8月,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全国陆军番号,蒋光鼐的第3师改为第61师,他仍任师长,蔡廷锴部改为第60师,由蔡任师长。

        同年底,张发奎联桂反蒋,进逼广州,爆发第二次粤桂战争。蒋光鼐任右翼军指挥,击退张、桂联军,并乘胜追击到广西梧州。1930年2月,张发奎率军再度入粤,驻守梧州的蒋光鼐则率部进逼位于广西的桂军黄绍竑部,迫使黄向张发奎求援,使张自广东回师。双方在北流展开激战,蒋光鼐指挥得当,经数度反复,终取得此战的胜利。

        这时,桂系加入以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反蒋联盟,决定与阎、冯合力夹击蒋介石。6月初,张、桂联军攻陷长沙,继续北进,威胁武汉。蒋介石急调60、61师入湘,截断张、桂联军的后路。张、桂军回师应战,蒋光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击溃张、桂军。

        蒋介石得知他们获胜后,因津浦线战局危急,即令蒋光鼐率军火速增援。以蒋光鼐为第1纵队司令,下辖60、61师及陈诚的第18师。蒋光鼐率军迂回到阎锡山晋军后方,击溃泰安周边晋军,并截断大汶河等处晋军的后路,致该处晋军不战而溃。接着,他又奉蒋介石之命,率军迅速攻占济南,扭转了先前的被动局面。8月17日,蒋介石将60、61师组建为第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上将。蒋介石亲临济南进行嘉奖,并调19路军到陇海线进攻冯玉祥部。

        蒋光鼐被委任为第6纵队司令,率领19路军及胡宗南的第1师攻击位于汝南、新郑一带的冯玉祥部队,切断冯军的退路,迫使3万余冯军向19路军投诚。此后不久,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关,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中原大战遂告结束。年底,19路军奉调到江西,1931年初,到达兴国。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19路军奉命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围剿”刚开始,蒋光鼐就因病离开部队,到上海同济医院治疗,部队由蔡廷锴指挥。蒋光鼐的夫人刘慕雨婚后不育,而谭夫人所生的长子蒋庆瀛又患有神经疾病,故刘慕雨极力劝说蒋再娶一位夫人,在刘夫人的安排下,蒋光鼐与黄晚霞结识,并在上海完婚。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押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胡汉民派系与汪精卫及桂系合作反蒋,在广州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立局面。在得知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件”后,陈铭枢力主统一对外,出面调解宁、粤双方矛盾。作为双方合作的中间人,陈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路军也应粤方要求调到南京、上海一带,以保障粤方代表的安全。

        淞沪抗战

        1931年10月8日,19路军接到蒋介石的调防命令,自江西陆续开拔,11月,到达南京、上海地区布防。蒋光鼐以养病为名,仍在医院休养。由于意见分歧,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和广州同时举行,他虽被选为南京会议的代表,但对在此国家危急关头仍党争不已十分反感,拒不出席。

         1932年1月中旬,日本军方一方面向沪增派军舰与陆战队,一方面唆使日侨寻衅闹事,并借机提出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1月23日,蒋光鼐抱病参加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的驻沪部队营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如何应对日军进攻的措施。会后,由蒋、蔡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合签发给19路军各部的密电,明确告知:“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并对具体作战部署进行安排。

         1月26日,日本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对其所提条件在48小时内进行答复,并要求19路军撤退30公里。当时国民政府一味强调委曲求全,责令上海市政府接受日方苛刻条件,并向19路军下达撤退命令,其防地移交给宪兵。不过,在接防宪兵团尚未全部到达,19路军阵地未能移交之时,日军于1月28日晚11时30分,以铁甲车作掩护,向驻守闸北的19路军78师156旅第6团发动袭击,6团将士当即予以还击,战争正式开始。

         正在医院治疗的蒋光鼐接到报告后,立即驱车赶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与蔡廷锴、戴戟商讨并决定作战方案,调动后方部队向上海增援。同时,他们三人联合签发致国民政府及各界的抗日通电:“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扞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当晚,他们3人步行由龙华到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起临时指挥部。

         当晚,日军多路向19路军发动进攻,在铁甲车掩护下,蜂拥而上。156旅旅长翁照垣亲临指挥,并及时增派援军,连续击退敌军的数次猛攻,阵地失而复得,毁而复修,始终坚守不退。29日凌晨4时40分左右,日军出动飞机投弹,但命中率很低。天明后,日机再次进行轰炸,炸毁了大量民房和民用设施,包括藏有大量珍贵典籍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日军在飞机及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但都遗尸而退。

         29日晚,日本通过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出面,向中方提出停战。蒋光鼐等知道这是敌军的缓兵之计,但19路军也需要加强部署,遂将计就计,于29日晚8时下令暂时停战。在命令各部整修阵地,严密戒备的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到南翔、真茹一线,并将61师调运来沪,原驻上海的第78师则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30日,日军有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并随带海军陆战队5000人抵沪。得到增援的日军,不顾自己提出的停战约定,再度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于制空权、制海权全部都在日军手中,故日军从本土经海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增援部队至沪。随着日本援军的增多,战线逐步扩大,吴淞、江湾等地陆续燃起战火。蒋光鼐等根据战局变化,及时配置兵力,并率参谋人员在南翔设立总指挥部,亲自坐镇指挥。

         2月,战事继续扩大。2日,蒋光鼐获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与蔡廷锴、戴戟暨19路军全体官兵通电全国,表示全军“洞胸断首,万众一心,牺牲最后一弹一卒”的决心。日军在闸北的进攻未取得进展,遂将攻击重心转向吴淞,但亦未能得逞。由于作战受挫,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被免职,由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接替指挥。野村企图利用优势火力掩护,截断吴淞与闸北的联系,包抄吴淞守军,但此计划被19路军的顽强抵抗彻底粉碎,日军只得固守待援。

         蒋光鼐等在尽力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还需面对国内主和势力的压力,主持军政部的何应钦就屡次指责他们违抗命令。蒋光鼐拟乘日援军未至之际,全线出击,与敌决战,但此作战计划却在何应钦的严令阻挠下,中途停止。蒋光鼐在晚年提起此事,仍感慨不已。在增调援军的问题上,何应钦找出种种理由进行推托,使得19路军只能独自面对不断增兵的日军。在弹药、补给方面军政部更是蓄意刁难,对于19路军在作战中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器材,一律不予补充。

         19路军能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支撑下来,靠的是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内外同胞踊跃捐助,总数达到900余万元;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及构筑工事的物资,都由各社会团体募集供应。宋庆龄、何香凝等亲到前线慰问,并在5日内赶制了棉衣裤3万多套,送给全体官兵。

         许多爱国将领得知开战消息后,纷纷主动请缨,各界人士也发表宣言、声明,敦促国民政府坚决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径。迫于各界舆论,蒋介石让军政部派张治中率领新组建的第五军于2月14日开赴上海参战,并明确第五军归蒋光鼐指挥。

         2月中旬,日陆军第9师团抵达上海,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接替野村吉三郎成为驻沪日军最高指挥官,日军兵力已增至3万余人。18日,植田向19路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军队由租界线后撤20公里,撤去此范围的军事设施并不再新建。蒋光鼐愤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命令前线部队以炮火进行答复。

         20日起,日军发起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主攻方向为江湾、庙行,企图从中方守军的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向两侧扩展,将19路军和第5军各个击破。守军沉着应战,接连挫败日军的进攻。双方激战数日,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植田“中央突破”的计划终告破产。

         日方因连遭败绩,从国内增调第11、14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曾任陆相的白川义则为司令官,接替植田进行指挥,这时日方参战总兵力已达7万多人,大大超过中方部队参战人数。蒋光鼐连续告急,请求增援。但蒋介石、何应钦充耳不闻,近在咫尺的上官云相、戴岳等部都按兵不动。作为参战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蒋光鼐必须考虑到整个部队的安全,是继续孤军奋斗,还是遵命后撤?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7日,蒋光鼐回绝一切会见,在总指挥部内往来踱步,久久难以决断。最终他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成败,坚守到最后一刻。

        白川义则在获悉中方军队没有增援部队时,下达总攻命令。3月1日清晨,日军发动全面猛攻,其火力准备时间即超过3个小时。新增援的日军在舰炮掩护下,从第5军的左侧背浏河一线强行登陆。当天中午以后,正面阵地亦有数处被日军突破,而各师、旅的预备队已全部使用,无兵可调。在后无援军的情况下,为避免全军被日军包围,蒋光鼐在与蔡廷锴、张治中和戴戟商议后,在当晚下达退守第二防线的命令。19路军与第5军乘夜各自按照指定路线撤退,秩序井然,天亮时,主力部队及辎重已离开战场40里,而日军并未觉察。到2日午后,日军才发现中方主力已经转移,开始追击,而中方掩护部队按计划逐次抵抗,使19路军与第5军顺利后撤到第二防线。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以后,大规模的战事基本停止。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随后,19路军和第5军奉命复员。蒋光鼐于5月8日向蒋介石递上辞呈,请求辞去19路军总指挥职务。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和群众4万多人参加了大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蒋光鼐也将心中悲愤用挽联书写出来: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受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会后,19路军奉命调往福建,进剿红军。蒋光鼐不愿参加内战,遂携家眷秘密离沪,经香港回到家乡。6月,他因抗战有功,获青天白日奖章,并调升驻闽绥靖主任,蔡廷锴升任19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

        蒋光鼐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颇为不满,故返回家乡后,开鱼塘,种果树,兴办吉云小学,并筹建虎门医院,闲时则读书写字,对新任命的职务不闻不问。

        19路军到达福建后,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蔡廷锴作为军事长官不能管理政务,而蒋光鼐未就绥靖主任之职,蔡又恐另委他人,对19路军更加不利,故偕粤军代表香翰屏到虎门专程请蒋光鼐到闽就职。起初,蒋光鼐声言不谈政治,但蔡廷锴以辞职相要挟,而香翰屏又以闽粤关系来劝导,终于使蒋光鼐同意赴闽主事。

        蒋光鼐到任后,即着手整顿秩序,处理各项复杂的关系,提出清廉政治。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方声涛是蒋光鼐在二次革命和护国军时的上司,但他不理政务,纵容地方势力祸害百姓。蒋光鼐在屡劝无效后,采取断然手段,以19路军武力为后盾,首先解决横行不法的省民防军陈国辉旅,使得民心大快。

        同年底,国民政府改组福建省政府,任命蒋光鼐为省政府主席,委任蔡廷锴为驻闽绥靖主任。此举是蒋介石企图分化19路军领导层、挑起蒋、蔡矛盾的一个阴谋。因绥靖主任统管省内军政事务,权力在省主席之上,这不仅彻底剥夺了蒋光鼐的军权,还使蒋、蔡多年形成的关系发生倒置。蔡廷锴了解蒋介石的用心所在,一再表示推拒,并当面向蒋介石表示希望由蒋光鼐兼任,但都未获允许。蒋光鼐对于职务的变动十分豁达,力劝蔡廷锴就职。

        1933年1月,蒋光鼐接管省政府。他想通过努力,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廉洁、民主的地方政府。他注重发展教育,改变多年来省政府经常拖欠教师薪金的做法,并为贫苦学生提供奖学金。在处理省内事务的同时,仍坚持抵抗外国入侵的立场,在《塘沽协定》签订前后,他都与蔡廷锴联名通电反对当局对日妥协投降的做法。

        5月,陈铭枢由欧洲回到香港,蔡廷锴到港迎接。陈在1932年中与蒋介石关系破裂后,辞去本兼各职,赴欧考察。这时回国,试图依靠19路军在福建的军政力量,联合各方势力,共同反对蒋介石。

        陈铭枢到福建后,就开始到部队和各社会团体演讲,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这与虽同意抗日反蒋,但主张稳扎稳打、徐图进取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就有了较大的分歧。在处理事务的态度上,他仍以旧日的上司自居,将蔡等视为自己的部属,办事专断,不顾蔡的威信,引起蔡的不满,使得蔡甚至有挂印离职的想法。陈铭枢只得依靠蒋、蔡之间的亲密关系,通过蒋光鼐来说服蔡廷锴。

        19路军到福建负有进剿红军的任务,与红军也时有冲突。陈铭枢在港曾通过关系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但联系很不顺利,加之当时控制中共中央的“左倾”势力对此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使得谈判没有取得结果。后来派陈公培通过前线直接见到前方指挥员彭德怀,才与中央苏区的领导接上关系。10月,中共代表潘汉年与19路军代表徐名鸿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虽然这个协定停止了双方的作战状态,但中共内部的“左倾”领导人对19路军仍采取敌视态度。

        11月中旬,参与建立新政府的各派力量先后抵达福建。18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修改政纲,蒋光鼐和蔡廷锴主张先解决省内杂牌军队,巩固后方,以应付蒋介石的进攻,蒋光鼐对于更改国名也表示反对,但最终他们还是顾全大局,通过了陈铭枢立即起事的方案。

        20日,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开幕,代表有百余人,主要是各地的反蒋人士。会议发表人民权利宣言,通过成立人民政府和更改国旗的决议。会议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蒋光鼐兼任财政部部长。改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保留19路军番号,蔡廷锴为总司令,其属下各师扩编为5个军。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还联名发出通电,宣布自动脱离国民党。陈铭枢另组生产人民党,他们都作为发起人加入。

        蒋介石对于福建事变十分惊恐,一方面立即抽调大军进行围攻,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分化瓦解。由于福建人民政府更改了国名与国旗,还实行了计口授田等较为激进的措施,故不仅南京政府立即下令讨伐,各地方势力甚至一些反蒋派别也纷纷发表通电,表示谴责,原本被陈铭枢等视为同盟的两广方面,不仅没有支持福建,而且封锁边界,停止财政拨款,并通电谴责他们“背叛党,背叛三民主义”。红军方面也并未如他们事前所预料的那样可阻滞蒋介石围攻兵力进军的速度,而是任凭蒋军长驱直入,直逼福州。使得19路军在尚未做好应战准备时,就面对强敌。

        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出十余个师的嫡系部队,由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别指挥,并调集海、空军执行封锁、轰炸和侦察等任务,以蒋鼎文为总指挥。蒋介石还亲临前线,将行营设在闽北建瓯。

        与中央军的行动迅速相比,福建方面则表现的举棋不定。起事之初,蔡廷锴主张先消灭亲蒋的刘和鼎部,再集中兵力与入闽中央军决战;蒋光鼐主张将主力调回闽南,背靠广东,联络红军,与中央军打持久战,或由闽东进兵浙江,威慑蒋介石的腹心地带,打乱其战略部署;陈铭枢、李济深等则主张集中军力守卫福州。结果是陈铭枢的意见得到多数的同意,主力被调到福州,放弃了闽北诸多要地的防守。

        1934年1月初,中央军以优势兵力先后攻陷延平(今南平市)、水口,古田陷入重围,19路军虽然派出主力进行援救,但已无济于事。而这时卫立煌指挥的部队已经迂回到永泰,企图截断19路军南撤的后路。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陈铭枢还继续坚持要退守福州,以等待全国局势的变化,但蔡廷锴决心将部队撤向闽南,蒋光鼐支持蔡廷锴的意见,蔡遂下令全军向泉州方向撤退。

        1月13日,位于福州的革命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宣称迁都漳平,实际存在时间不足两个月。19路军中将士本来对于这次反对蒋介石的认识就不足,不少将领暗中都与中央军有联系。蔡廷锴为保留19路军的番号,避免无意义的大规模自相残杀,将部队撤退到泉州后离军出走,指挥权交给第2军军长毛维寿。毛随即表示接受南京政府改编,并于21日由各军军长联名发出拥护中央,静待和平处理的通电。蒋介石先将团级以上职务全部改由黄埔系亲信军官充任,随即撤销19路军番号,将大量不服从改编的官兵强制遣散,又将其所属各师分别调往不同地点进行整训,19路军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终被蒋介石分割消灭了。

        先期转移到达龙岩的蒋光鼐得知19路军主力接受改编,大局已不可挽回,遂与粤军联系,希望陈济棠允许滞留福建的有关人员过境。陈济棠仅允许他与李济深入境,他与李济深乘飞机到达汕头,1月26日抵达香港。

        同赴国难

        参加福建事变的领导人陆续到达香港后,经常聚在一起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并展望国家的未来。1935年7月,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以“抗日反蒋”为主旨,并提出“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纲领。李济深任主席,陈铭枢、蒋光鼐都曾代理过主席职务。大同盟每月的活动经费均由李、陈、蒋、蔡四人担负,由于陈铭枢经济窘困,他名下的经费,都由蒋光鼐代付,而且付两份,以提高陈的地位。为支持大同盟的活动,蒋光鼐卖掉自己在香港九龙的住房,全用作活动经费。

        大同盟办有《大众报》、《民族战线》等报刊,宣传抗日反蒋主张,颇受民众欢迎,《大众报》在当时的销量相当可观。大同盟与救国会等抗日团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各界人士的抗日活动,都表示积极的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蒋光鼐等在香港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行动。对于坚持抗日的红军,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援。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广东陈济棠失败后,桂系为对抗蒋介石,请蔡廷锴入广西重组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从19路军抗日公积金中拨付数10万元,作为重组经费。蔡廷锴亲自入桂,主持重组事宜。但不久桂系与蒋介石双方达成妥协,将军队缩编复员,19路军已招募的部队编为一个师,以区寿年为师长,归入广西部队建制。

        1936年9月,蒋光鼐接到毛泽东给他和蔡廷锴的信,信中除回顾过去福建人民政府时的合作救国经历外,“特向先生及19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陈真如先生及19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他们收到信后,通过在香港办的报刊,公开发表文章,拥护这八条草案,愿与中共代表商讨具体实施方案。

        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蒋光鼐与大同盟的其他领导人联名在《救国时报》上发表共同抗日救亡宣言,支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蒋光鼐等蛰居香港的爱国将领先后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邀请他们返回内地,共赴国难。9月,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

        1938年,蒋光鼐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参谋长。他仔细收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分析与研究,对敌情有清醒正确的判断。1939年底,日军沿粤汉铁路北进,驻守的12集团军进行阻击,但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却匆忙将集团总部后撤,致使下属各部队与总部失去联系。蒋光鼐就以战区长官部的名义直接进行指挥,他从敌军未增加新的番号判断敌军只是进行试探,故指挥各部队沉着迎战,终取得粤北战役的胜利。

        1940年,蒋光鼐升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他仍关注敌情,为保卫而出谋划策。他的夫人刘慕雨在港病危,等他匆匆赶到时,刘夫人已经去世。他料理完丧事后,就又立即返回军中。

        蒋光鼐获悉中共东江纵队一直在日军占领的珠江三角洲坚持战斗,后勤供给十分困难。1944年,他将个人积蓄所得的20万元资助给东江纵队。

        1945年5月,蒋光鼐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共建祖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光鼐获得胜利勋章。10月,第七战区改组为衢州绥靖公署,蒋光鼐为副主任。

        1946年4月,蒋光鼐与蔡廷锴、李章达等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号召国民党内的革命同志组织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实现民主政治与耕者有其田。为便于今后的工作,蒋光鼐在组织开会时从不出面,只是在幕后策划,暗中协助工作,在物质上也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蒋光鼐利用自己的地位与过去的关系,尽量帮助在国统区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1946年,他曾为东江纵队的撤退问题找过时任军调部政府方面代表的老部下王衡,使得东江纵队得以全军安全撤退。1947年6月1日,特务以策动学生示威游行为名,抓走中山大学教授梅龚彬(中共秘密党员)及其妻子龚彬若,后来虽然中山大学的师生奋起营救,迫使特务们将他们两人放出,但梅龚彬无法离开学校。蒋光鼐得知后,就派自己的司机借用邻居张发奎(时任广州警备司令)的专车将梅龚彬接出军警布防的校园,并将梅安全送到香港。

        1948年1月,蒋光鼐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蒋光鼐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8月,蒋光鼐调任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在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周恩来交给蒋光鼐一个重任,即由他争取坐镇广东的余汉谋起义。余汉谋出身粤军,与蒋光鼐是老相识,在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两人一直共事,关系融洽,故蒋是进行此事的最佳人选。余汉谋1949年1月由陆军总司令调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8月改任新成立的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统率广东境内军队。因余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故虽经蒋光鼐晓以大义,但余仍下不了决心,仅对蒋光鼐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共军进攻广州,我将命令部下不战而撤退。”后来余汉谋虽然未能起义,但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使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城市设施免受战火的破坏。

        1948年9月,李济深、蔡廷锴等离港北上,经东北到达北平。蒋光鼐仍留在香港,秘密进行策反工作,并与张文等主持民革中央在港的留守工作。直到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名单公布后,蒋光鼐因列名其中,身份暴露,才于7月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陪同自港到北平参加建国工作。1949年8月4日,得知蒋光鼐动身北上的消息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

        9月17日,蒋光鼐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蒋光鼐出席会议,并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9月25日,他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蒋光鼐被选为常务委员。

        11月中旬,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原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统一到一个组织内,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原有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同时宣布解散。会议选举李济深为民革主席,蒋光鼐等21人为中央常务委员。1951年6月,蒋光鼐到民革北京市分部主持工作,后担任民革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9月,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4月,他当选为政协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8月7日,蒋光鼐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此后他一直主管全国纺织工业的生产,负责解决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在部里他与钱之光(副部长、党组书记)、张琴秋(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陈维稷(副部长、中共党员)等合作的很好,在群众中也享有较高的威信。由于他对纺织行业不很熟悉,故虚心听取专业技术人员和内行的意见,曾戏称自己是跑龙套的。

        在管理纺织部事务的同时,蒋光鼐还参加民革中央的工作,曾代理过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对于中委、中常委的各种学习,很少请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蒋光鼐积极参加,认真学习领会,但一般发言较少。

        他长期担任北京市民革的领导,对于民革工作抓得很紧,当时市委会每月开会一次,常委会每周开会一次,基本按时召开。每次会议总是先将上次开会决议的情况作一个汇报和检查,然后进行工作讨论。这样,讨论起来,大家都言之有物,不发空论。他一贯主张将问题摆到桌面上,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再形成决议。北京市民革初建时,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情况复杂,难免有些门户之见,蒋光鼐努力消除各种无原则的矛盾,尽量团结各方人士,为市委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下面的同志,他尽心培养,放手使用,使大家都能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

        蒋光鼐一直身居高位,但处世谦虚、淡泊,不喜欢公开抛头露面。对于职务高低也不计较,如蔡廷锴原是他的下属,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位置一直比他高,他丝毫不介意。

        在生活方面,蒋光鼐一向比较俭朴,他常讲:“勤补拙,俭生廉”,并以身作则,教育子女。他身为纺织部部长,但自己所穿的许多内衣上都带着补丁,女儿的长裤短了,接上一块布继续穿。尽管他对自己及家里人很俭省,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一点也不小气,逢年过节都要发“红包”。为支援抗美援朝,他将自己在广州仅剩的一所住宅捐献给国家。作为纺织部的最高领导,他从不拿样品,也不将样品作为礼物送人。开会时他从不用公款请客,偶尔请客也自己花钱。一些他与其他民革领导请客后自己分摊的单据,一直保留到现在。由于孩子多,他家中的住房并不很宽裕,客厅也不大,民革中央常委每月的碰头会轮流在各常委家开,到他家时就很局促,但他从来不提,还是蔡廷锴向纺织部反映,部里才将客厅扩大。

        尽管一贯谨言慎行,但在“十年浩劫”中蒋光鼐还是未能幸免。1966年8月底,一群红卫兵冲入他家,将家中值钱的器物抄掠一空,并肆意辱骂。不过红卫兵走后,蒋光鼐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多年生死与共的蔡廷锴,立即让夫人给蔡家打电话,因蔡廷锴脾气急躁,唯恐蔡与红卫兵冲突起来吃亏。以后,他们两人都被列入周总理亲笔书写的保护党外人士的名单,才免于继续受到骚扰。

        1966年,蒋光鼐被确诊为癌症,从上海请来专家会诊并动了手术。但在术后期间却赶上抄家等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不久,癌症复发,由于有叶帅的批示,蒋光鼐才得以到上海就诊,但当时专家权威们都被打倒,无法为他进行手术,只好回到北京继续治疗。

        1967年6月8日,蒋光鼐在北京医院去世。6月12日,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蔡廷锴与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蒋光鼐的骨灰先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刘驰)

        主要参考文献:

        1.卜大乾、蒋建国等:《蒋光鼐》,《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蔡廷锴:《蔡廷锴自传》,香港自由旬刊社。

        3.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

        4.万凤琪:《蒋光鼐》,《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四集,解放军出版社。

        5.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6.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7.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一代名将蔡廷锴》,广东人民出版社。

        8.王顺生等:《福建事变》,福建人民出版社。

        9.梁雪清、徐国桢编:《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文华美术图书公司。

        采访对象:

        蒋光鼐将军次子蒋建国。

        民革北京市委原秘书长张克明。

        纺织部老干部局组织的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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